肝癌液化坏死是什么意思

肝癌的血液供应70％来源于肝动脉，30％来源于门静脉。肝癌有的长得快、有长得相对慢，有长得比较小、有长得比较大。对于一些长得比较快或者个头比较大的肝癌。它的中心往往会成为缺氧的状态，营养供应不上，就像人体一样会营养不良，长时间营养不良它就会发生液化坏死，这就是肝癌液化坏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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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治疗肝癌后的保养

介入治疗肝癌后的保养是什么呢?患上了肝癌需要及时的进行治疗，因为这种疾病的出现病情发展是非常快的，如果治疗不及时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介入治疗就是其中一种治疗方式，但是因为介入治疗也会导致一些副作用，所以做好护理至关重要。

肝癌介入治疗后的护理方式方法：

1：根据患者的个性、职业、文化修养的不同，针对性地消除其恐惧、紧张、忧虑等不良心理，积极有效的配合治疗。对不知情的患者进行保密治疗，使患者保持愉快的心情接受治疗，治疗前数日应给病人进食清淡易消化食物，多食新鲜蔬菜、水果、蛋类、奶类以及各种豆制品，术前8h禁食、禁水。

2：穿刺部位的护理术后穿刺点用弹性胶布加压包扎24h并用沙袋压穿刺点6h以上，防止穿刺点皮下出血和血肿。24h后松弹性胶布并覆盖无菌纱布2～3天，避免浸湿，绝对卧床休息24h，穿刺肢体呈外展伸直位，24h后方可逐渐离床活动。应严密观察穿刺部位敷料包扎情况，加强巡视，注意观察足背动脉波动有无减弱或消失，皮肤颜色是否苍白及温度是否下降，毛细血管充实时间是否延长，穿刺侧下肢有无疼痛和感觉障碍以及早发现股动脉血栓形成。术后24h本组病人均未出现出血。

3：胃肠道反应的观察介入治疗后由于肿瘤被栓塞引起缺血缺氧坏死，胃肠道反应均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呕吐。化疗药物，如5-氟尿嘧啶、丝裂霉素等，可引起病人恶心、呕吐。且介入手术时术中牵拉，栓塞剂引起迷走神经反射性兴奋也可诱发恶心、呕吐。呕吐时嘱病人暂禁食，取侧卧位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误入气管，同时记录呕吐量、颜色和性质，给予胃复安10mg肌肉注射。

4：少量多餐，加强口腔护理，减少不良刺激，促进毒素排泄。肝功能损坏的观察介入治疗术后病人可能因肝脏缺血缺氧、化疗药物影响等因素导致肝功能不同程度损害，术后出现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白蛋白降低，部分病人可出现胆红素的升高，表现为黄疸加重、腹水，严重者出现嗜睡、肝昏迷等等。对肝功能有损伤的病人，嘱多卧床休息，保证充足睡眠。

5：注意血象变化、保暖、预防感冒，观察患者的意识改变进行保肝护肝治疗，转氨酶可慢慢恢复。术后4周白蛋白方可恢复。为防止病情加重，护士应注意观察病人皮肤颜色、尿量、意识的变化，及时报告医生。腹痛的护理肝癌介入治疗术后可出现右上腹肝区疼痛，一般在术后1～3天出现，3～5天可自行缓解，疼痛的程度与栓塞的范围有关，也可能与肿瘤的供血情况有关。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栓塞后刺激肝包膜或腹膜所致，药物在肿瘤组织产生高浓度高效价杀伤作用，肝组织局部发生水肿、坏死或异位动脉栓塞致腹痛。密切观察腹痛部位、性质及疼痛程度，向病人做好解释，以增强心理承受力。对轻度疼痛者可不做特殊处理，对中度疼痛者给予口服止痛药物或肌肉注射强痛定镇痛，对剧烈疼痛者给予哌替啶止痛。发热的护理肝癌病人自身免疫力低下，化疗药物的使用使造血功能抑制，易造成局部或全身感染。

局部消融治疗现代进展呼唤肝癌治疗模式重塑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在我国发病率高，每年发病人数约50万，占全球发病人数的50%以上，是我国第二大肿瘤死亡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肝癌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的投入颇大，成果颇丰。但是，从全国范围看，肝癌的总体疗效并没有获得实质性提升。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巨大反差反映出我国在肝癌的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管理方面存在差距，既有的治疗模式需要进一步优化和重塑。

基于对医学人文的认识，深刻感悟肝癌患者的人文需求

医学的对象是人，不是病。患者治病的最大愿望是在生活质量、生命价值不降低或基本不降低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延长生命。医学的目的是通过治疗疾病帮助患者康复或减轻病痛。医学的人文本质是帮助，包括对生命状态的呵护、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如果医生在治病过程中过分追求生存时间，过分地追求医者自身的感受，忽视患者的感受，特别是忽略对患者人文需求的考量，是对患者意愿的偏离，是对医学人文的背叛。

基于肝癌基础研究进展，系统理解肝癌特点

现代研究认为，肝癌是一种基因性疾病，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性明显，反映在临床上，其侵袭、转移能力以及药物敏感性有很大的不同。在病理学层面上看，由于癌灶周围有一定范围的微静脉浸润区，肝癌的实际范围远大于影像学所见范围，癌周微静脉浸润灶距离影像上显示的主癌灶常常大于1厘米，甚至超过2厘米。还有，肝癌一旦发生，就好像整个肝脏打开了一个开关，每一部位都具有了发生肝癌的潜能，因此，肝癌具有多中心发生的特点，即同时发生或先后发生两个或更多的癌灶。同时发生多个癌灶是肝癌的多病灶特点，先后发生多个癌灶是肝癌的多阶段特点。肝癌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生长在病变的肝脏上，由于治疗后的肝脏功能状态将直接影响疗效，因此，对肝功能的保护被认为是治疗肝癌的重要组成。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肝癌的特点总结如下：第一，肝癌的生物学行为是“天生的”，并非像以前认识的那样，其生物学行为是随着肝癌的增长逐渐变恶。这就意味着，侵袭转移能力强的肝癌，在早期即可发生远处转移。第二，肝癌决不只是肝脏上长了一个“包块”，该包块周围的癌灶之多，范围之大依目前的医学条件，实难以看清。第三，肝癌并非是一个部位的病变，可能同时有多个病灶。肝癌通常也不是一个阶段的疾病，不是把一个阶段的疾病治好了，就一劳永逸了。第四，肝癌长在病变的肝脏上，治疗肝癌，必须“以肝论治”。总之，肝癌的特点是“难以摸清脾气，难以看清范围，难以‘大刀阔斧’，难以一下子治干净”。

基于肝癌特点，重新评估既有的治疗模式

肝癌既有的治疗模式是以手术切除为主、其它治疗手段为辅的综合治疗。以该治疗原则为指导，肝癌的治疗路径通常是：能切(指肝切除术)就切，该换(指肝移植术)就换，不能切和换时就栓(指经动脉介入栓塞)。

肝切除术作为传统的肝癌治疗手段，临床应用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优点是切除肝癌更直观，效率较高;缺点是手术创伤大、难度高、费用高、适应证窄，且难以重复应用。由于患者意愿、家庭条件、肝功能储备、肝癌大小和位置等原因，肝癌患者接受肝切除者仅有10%-20%。即便是这样，也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的疗效“不尽如人意”。如此小的受益患者比例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肝移植是最为理想的肝癌治疗手段，它既能够最大程度地清除肝癌病灶，又能够更换“发生肝癌的肝脏”，还可治愈导致肝脏病变的病毒性肝炎等基础病因。只是因供肝短缺、费用大等原因，肝移植难以广泛开展。经动脉介入栓塞是目前我国治疗肝癌最常用的手段，但它只是对肝癌的主癌灶有效，对癌周微静脉浸润区无明显的治疗作用，不能作为惟一的治疗手段，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基于对上述肝癌治疗手段的分析，我们似可以对肝癌的传统治疗模式总结如下：该模式突显了手术切除特别是肝切除术在肝癌综合治疗中的传统地位，但是，其普适性不足，对大多数肝癌患者缺乏科学指导。至此，也就不难理解50年来肝癌患者的总体疗效没有明显提高的原因了。

基于局部消融治疗的进展和优势，呼唤重塑肝癌治疗新模式

局部消融治疗是近十多年来被广泛应用的肝癌治疗手段，因其疗效确定、安全性高、创伤小、费用低、可重复应用等优点，在肝癌综合治疗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局部消融治疗是个大家族，包括射频消融、无水酒精注射、微波消融等。其中，射频消融是其典型代表，其治疗肝癌的原理是通过射频电流使肿瘤组织中离子产生振荡发热，局部湿度最高可达120℃，从而达到凝固损毁肿瘤的目的。

射频消融治疗肝癌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治愈性疗效确切。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对于早期肝癌，射频消融的疗效与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无明显差异。也正因为于此，射频消融与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同称为三大肝癌治愈性手段。第二，普适性。由于射频消融治疗对肝功能要求小，对患者年龄、身体状况要求小，对肝癌的部位要求低，且能够通过经皮穿刺、腹腔镜和开腹三大路径实施，既可以作为治疗性手段，又可以作为辅助性手段，在使用上具有更好的普适性，可让大多数患者从中受益。第三，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肝癌患者的人文需求。射频消融治疗创伤小，术后恢复快，住院费用低，可反复使用，这些微创优势使得绝大多数患者能够继续生病前的工作，维持以前的收入，保持生病前的社会地位。

射频消融治疗的上述优势，让我们看到了大多数肝癌患者的希望所在，也让我们有理由展望肝癌治疗的新模式。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提升肝癌好发人群的肝癌筛查意识，加强肝癌早期诊断等系统性管理措施，肝癌都能够或大多数能够在早期发现，那样，射频消融等微创治疗手段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普及和应用，那么，肝癌的治疗模式必将逐步转变为“以微创治疗为主，手术切除为辅的综合治疗模式”，肝癌的总体疗效必将有明显的提升。

局部消融治疗现代进展呼唤肝癌治疗模式重塑

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在我国发病率高，每年发病人数约50万，占全球发病人数的50%以上，是我国第二大肿瘤死亡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肝癌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的投入颇大，成果颇丰。但是，从全国范围看，肝癌的总体疗效并没有获得实质性提升。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巨大反差反映出我国在肝癌的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管理方面存在差距，既有的治疗模式需要进一步优化和重塑。

　基于对医学人文的认识，深刻感悟肝癌患者的人文需求

医学的对象是人，不是病。患者治病的最大愿望是在生活质量、生命价值不降低或基本不降低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延长生命。医学的目的是通过治疗疾病帮助患者康复或减轻病痛。医学的人文本质是帮助，包括对生命状态的呵护、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如果医生在治病过程中过分追求生存时间，过分地追求医者自身的感受，忽视患者的感受，特别是忽略对患者人文需求的考量，是对患者意愿的偏离，是对医学人文的背叛。

基于肝癌基础研究进展，系统理解肝癌特点

现代研究认为，肝癌是一种基因性疾病，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性明显，反映在临床上，其侵袭、转移能力以及药物敏感性有很大的不同。在病理学层面上看，由于癌灶周围有一定范围的微静脉浸润区，肝癌的实际范围远大于影像学所见范围，癌周微静脉浸润灶距离影像上显示的主癌灶常常大于1厘米，甚至超过2厘米。还有，肝癌一旦发生，就好像整个肝脏打开了一个开关，每一部位都具有了发生肝癌的潜能，因此，肝癌具有多中心发生的特点，即同时发生或先后发生两个或更多的癌灶。同时发生多个癌灶是肝癌的多病灶特点，先后发生多个癌灶是肝癌的多阶段特点。肝癌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生长在病变的肝脏上，由于治疗后的肝脏功能状态将直接影响疗效，因此，对肝功能的保护被认为是治疗肝癌的重要组成。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肝癌的特点总结如下：第一，肝癌的生物学行为是“天生的”，并非像以前认识的那样，其生物学行为是随着肝癌的增长逐渐变恶。这就意味着，侵袭转移能力强的肝癌，在早期即可发生远处转移。第二，肝癌决不只是肝脏上长了一个“包块”，该包块周围的癌灶之多，范围之大依目前的医学条件，实难以看清。第三，肝癌并非是一个部位的病变，可能同时有多个病灶。肝癌通常也不是一个阶段的疾病，不是把一个阶段的疾病治好了，就一劳永逸了。第四，肝癌长在病变的肝脏上，治疗肝癌，必须“以肝论治”。总之，肝癌的特点是“难以摸清脾气，难以看清范围，难以‘大刀阔斧’，难以一下子治干净”。

基于肝癌特点，重新评估既有的治疗模式

肝癌既有的治疗模式是以手术切除为主、其它治疗手段为辅的综合治疗。以该治疗原则为指导，肝癌的治疗路径通常是：能切(指肝切除术)就切，该换(指肝移植术)就换，不能切和换时就栓(指经动脉介入栓塞)。

肝切除术作为传统的肝癌治疗手段，临床应用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优点是切除肝癌更直观，效率较高;缺点是手术创伤大、难度高、费用高、适应证窄，且难以重复应用。由于患者意愿、家庭条件、肝功能储备、肝癌大小和位置等原因，肝癌患者接受肝切除者仅有10%-20%。即便是这样，也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的疗效“不尽如人意”。如此小的受益患者比例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肝移植是最为理想的肝癌治疗手段，它既能够最大程度地清除肝癌病灶，又能够更换“发生肝癌的肝脏”，还可治愈导致肝脏病变的病毒性肝炎等基础病因。只是因供肝短缺、费用大等原因，肝移植难以广泛开展。经动脉介入栓塞是目前我国治疗肝癌最常用的手段，但它只是对肝癌的主癌灶有效，对癌周微静脉浸润区无明显的治疗作用，不能作为惟一的治疗手段，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基于对上述肝癌治疗手段的分析，我们似可以对肝癌的传统治疗模式总结如下：该模式突显了手术切除特别是肝切除术在肝癌综合治疗中的传统地位，但是，其普适性不足，对大多数肝癌患者缺乏科学指导。至此，也就不难理解50年来肝癌患者的总体疗效没有明显提高的原因了。

基于局部消融治疗的进展和优势，呼唤重塑肝癌治疗新模式

局部消融治疗是近十多年来被广泛应用的肝癌治疗手段，因其疗效确定、安全性高、创伤小、费用低、可重复应用等优点，在肝癌综合治疗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局部消融治疗是个大家族，包括射频消融、无水酒精注射、微波消融等。其中，射频消融是其典型代表，其治疗肝癌的原理是通过射频电流使肿瘤组织中离子产生振荡发热，局部湿度最高可达120℃，从而达到凝固损毁肿瘤的目的。

射频消融治疗肝癌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治愈性疗效确切。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对于早期肝癌，射频消融的疗效与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无明显差异。也正因为于此，射频消融与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同称为三大肝癌治愈性手段。第二，普适性。由于射频消融治疗对肝功能要求小，对患者年龄、身体状况要求小，对肝癌的部位要求低，且能够通过经皮穿刺、腹腔镜和开腹三大路径实施，既可以作为治疗性手段，又可以作为辅助性手段，在使用上具有更好的普适性，可让大多数患者从中受益。第三，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肝癌患者的人文需求。射频消融治疗创伤小，术后恢复快，住院费用低，可反复使用，这些微创优势使得绝大多数患者能够继续生病前的工作，维持以前的收入，保持生病前的社会地位。

射频消融治疗的上述优势，让我们看到了大多数肝癌患者的希望所在，也让我们有理由展望肝癌治疗的新模式。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提升肝癌好发人群的肝癌筛查意识，加强肝癌早期诊断等系统性管理措施，肝癌都能够或大多数能够在早期发现，那样，射频消融等微创治疗手段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普及和应用，那么，肝癌的治疗模式必将逐步转变为“以微创治疗为主，手术切除为辅的综合治疗模式”，肝癌的总体疗效必将有明显的提升。

肝癌诊断和治疗中常见的误区

一、把“像肝癌”当成肝癌治

诊断肝癌应该有金标准，要有100%的把握才行，通常我们把病理诊断看成是诊断肝癌的金标准。

当然，并非只有有了病理诊断这个金标准，才能够诊断和治疗。实事上，临床上常用的诊断手段对肝癌的诊断率都较高，如超声、CT和核磁共振对3厘米以上的肝癌的诊断正确率都在90%左右，如果把这些检查手段联合应用，加上有关的临床资料，对3厘米以上的肝癌的诊断正确率要达到95%以上，甚至更高。所以，对于肝癌，借助完整的临床资料、综合的影像学检查、以及科学的分析，明确诊断并不困难。

问题常常出在那些不是肝癌的肝脏结节性病变上，如肝腺瘤、血管瘤、局灶性脂肪沉积等。这些肝脏的良性结节性病变长得像肝癌(结节性)，影像学上有时候也像肝癌，容易被误诊为肝癌。

值得提及的是，由于我国医疗单位层次多，临床诊断水平有较大的差异。把“像肝癌”的肝脏良性病变误诊为肝癌的例子并不少见，在基层医院，受医生经验以及影像诊断仪器质量的影响，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在当地医院诊断为肝癌，准备行介入治疗。由于患者及家属有进一步会诊的愿望，遂来我院进一步诊治。我们考虑到无法确诊肝癌，而且，肝脏的情况较差，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的程度也较重。我们没有选择介入栓塞治疗，而且选择了具有诊断性质的手术探查。先开一小切口，取部分可疑病灶组织，经病理检查诊断为良性肿瘤。遂给予局部切除治疗。术后恢复顺利。

肝脏良性肿瘤，应尽量避免行介入治疗，如果肝硬化的程度较重，更应该适为禁忌。本例患者，如果按当地医院的方案，草率地接受了介入栓塞治疗，肝功能会进一步恶化，其后果可想而知。在此，我们提醒我们的医生、患者和家属，千万不要把“像肝癌”当成肝癌来治。

二、盲目照搬其他患者的成功经验

肝癌患者通常要四处打听其他肝癌患者，特别是那些疗效好的患者，在哪儿治疗的?用的什么治疗手段?等问题。这种借鉴别人成功经验的作法是人之常情，是可取的，但借鉴可以，决不能照搬。

从科学上讲，肝癌患者之间往往有很大的不同，不但肝癌的大小不同，位置不同，分化程度不同，而且，患者的年龄不同，肝功能储备也不同，再加上患者的经济情况有明显的差别，因此，治疗方案也就应该有较大的区别。

西方人有句谚语，“一个人的食物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用这句话来比喻肝癌治疗方式的选择很合适。肝癌患者应该结合自己的个体情况选择最恰当的治疗，千万不能照搬别人成功的治疗方案。东施效颦，往往适得其反。

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永远在医生那儿!这也就是说，最佳治疗方案应该由医生通过综合分析、判断患者各方面的情况来制定。影响医生制定治疗的因素有很多，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肝癌的位置　肝癌的位置是影响治疗方案的第一要素，从肝癌的位置，医生可以初步获得几个层次的判断。

2.能不能切除　如果肝癌生长在周边地带，容易切除，也应首选切除;如果肝癌生长在中央地区，追求切除就显得不明智。

3.值不值得切除　如果肝癌位于偏中央地区，即使是能够切除，可切除肝癌的同时，需要切除较多的正常肝组织，这样的切除不值得。

4.切除的难易程度　虽然都是可切除性的肝癌，切除的难易程度也不明显不同。通过仔细研究肝癌的位置及其与周围血管的关系，可容易地推知肝癌切除的难易程度。的治疗方法和其它恶性肿瘤一样，采取综合治疗，包括手术切除、不能切除的其它手术治疗

5.肝癌的大小　除了肝癌的位置，肝癌的大小是另一个影响医生制定治疗方案的重要因素。即便是肿瘤可以切除，但由于肿瘤的体积较大，医生不得不沿着肿瘤的边缘切除肿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远期疗效。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于可切除的肝癌，如果不能保证远离肝癌2厘米切除，那么，手术切除的方案要慎重。

6.肝癌的分化程度　肝癌的分化程度也是影响医生制定手术方案的重要因素。对于分化程度高或较高的肝癌，医生更倾向于手术切除;如果分化程度差，要慎重选择手术切除。

严格地说，手术前医生无法确切地知道肝癌细胞的分化程度，这需要将手术标本放在显微镜让病理医生来检查。但医生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对肝癌的分化程度做一大致的判断：

癌灶有包膜。包膜是分化程度高的重要征象。

癌灶的大小。一般的规律是，肝癌灶越小，分化程度越好。

肝癌的生长方式。如果肝癌呈膨胀性生长，提示分化程度好;如果肝癌呈浸润性生长，提示分化程度较差。

有无卫星灶或转移灶。卫星灶或转移灶是肝癌细胞分化程度低、恶性程度高、易转移的重要征象。

7.患者的一般状况　即使是很容易切除的肝癌，是否切除也要取决于患者的一般状况，如果患者患有较重的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或糖尿病，那么他很难耐受手术打击，再好切除的肝癌，也不易选择手术切除。

8.患者的经济情况　肝癌的治疗就像是房屋的装修，花费可以说是个无底洞。如果患者的经济状况欠佳，宜选择费用小、变数少、易固定的治疗方案，如经皮穿刺射频治疗、介入栓塞治疗，总费用容易固定在2万元人民币;再如经皮穿刺无水酒精注射术，治疗费用可控制在5千元以内。如果患者的经济状况较好，易选择综合治疗的方式，如对于可切除性肝癌，可以先选择射频治疗，再进行切除，并配合手术后的介入治疗，以及免疫治疗，这种综合治疗容易取得较理想的治疗效果，但花费较大，基本在5万元以上。

　三、夸大单一治疗手段的作用，忽视综合治疗

在介入栓塞、局部治疗等治疗方法发明以前，治疗肝癌的主要手段是手术切除。因此，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肝癌的治疗就是手术治疗。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单纯依靠手术切除治疗癌症的观点早已过时，目前癌症的规范化治疗是综合治疗。

肝癌的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手术切除、射频消融等局部治疗、介入栓塞、化疗、生物免疫治疗等。这些治疗手段各有所长，各有一定的适应症和局限性。外科手术是肝癌治疗的主要手段，小肝癌的5年生存率达60-70%。但在切除大肝癌时切缘易残留微小的癌灶，并且对肝脏功能也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手术后易发生断面的复发或肝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射频消融等局部治疗对较小的肝癌病灶有很好的消融作用，且对肝功能影响不大，但是，当癌灶的体积较大时，往往存在消融不完全等问题。介入栓塞治疗虽然对癌灶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对于较大的肿瘤，或者多发性肿瘤尤为适合，但该方法对肝脏功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治疗过度容易引起肝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化疗虽属全身性治疗，但选择性抑制作用不强，化疗药物往往“敌我”不分，毒性较大，因此单靠使用化疗药物很难把癌细胞彻底消灭。中医中药在调动机体脏腑功能、提高人体抗病能力、减轻其它治疗的副作用等方面有其长处，但对肿瘤的局部控制能力较差。生物免疫治疗属于21世纪肿瘤治疗研究的重点，但现有的生物免疫治疗方法只能在残存肿瘤细胞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不同的肝癌应首选不同的治疗方式，对每一位肝癌来讲，在不同的阶段，也应有与患者的综合情况相对应的治疗措施。任何一种单一的治疗方式绝不能解决肝癌的全部问题。将上述各种治疗方法的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定确切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扬长避短，发挥各种治疗方法的优势以提高疗效，是进一步提高肝癌远期治疗效果的最重要措施。患者及家属要充分认识综合治疗的重要性，切不能迷信任何一种治疗方式。

　四、重视“袪邪”，忽视“扶正”

多数原发性肝癌是在乙肝、丙肝、肝硬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肝癌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患者往往同时伴有肝功能的异常。肝癌的手术、介入栓塞治疗等方法均能直接损伤肝组织、加重肝功能的异常，如果在肿瘤治疗的同时不考虑正常肝组织的保护，常会出现肝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很难获得好的疗效。

对“袪邪”和“扶正”的辩正关系，我国古代的医学家们就有了明确的论述。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医学实践中，我们还在屡屡地犯“重袪邪，轻扶正”这样的低级错误。在肝癌的治疗中，这一点表现的尤为突出。我们以介入栓塞治疗为例。

在国外，中晚期肝癌患者接受化疗、栓塞治疗时，用药量只有国内的1/3还弱，用药品种比较单一。而在国内，医生和患者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杀死癌细胞，在用药上都主张“大剂量”、“多品种”，认为肝癌细胞坏死程度、治疗效果与化疗药的用量呈正比”。

两种不同的治疗思路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国外的情况是，中晚期肝癌患者确诊后，平均一年生存率为70%以上，两年生存率为50%以上。而我国绝大多数中晚期肝癌患者从确诊到死亡一般不超过半年。

“重量级”治疗让很多患者剩余的正常肝功能受损，免疫力下降，最终因肝功能衰竭而亡。但是，在片面追求杀死癌细胞的误区里，哪怕患者恶心呕吐、高烧腹痛，医患双方也认为很正常。

据悉，曾对100余名肝癌患者进行过死亡追踪，结果发现超过40%的患者死于肝功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肝癌”。因此，医患双方都应改变“用药多就有效”的错误观念。医生更应最大限度降低治疗带来的副反应，保护患者正常的肝功能。

介入治疗后肝功能出现明显损害，并逐渐走向功能不全，与介入栓塞治疗的副作用有明确的关系。

五、重视肝癌的治疗，忽视门静脉高压症的治疗

肝癌往往是在门静脉高压症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许多患者发现肝癌的时候，门静脉高压症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此时，肝癌的治疗应充分考虑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这个大的背景，应充分认识门静脉高压症的各并发症对肝癌手术疗效的影响，否则，就会犯顾此失彼的错误。

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合并肝癌患者的治疗，应首先考虑肝移植术。因为肝移植既能解决肝癌的问题，又能彻底根治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但是，并非是所有的这类患者都有机会接受肝脏移植术，肝癌病灶的大小、经济状况等因素都对肝移植有很强的制约。毕竟，有条件或有幸接受肝移植的患者还在少数，大部分患者还将接受一般的外科治疗。

对于这类患者的外科治疗，一般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同时处理肝癌和门静脉高压症 我们已知，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发生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门静脉高压症合并了较严重的脾功能亢进，血液中的白细胞明显降低，对癌的防御能力下降。如果只处理肝癌，不处理门静脉高压症，那么，手术后脾功能亢进还会进一步加重，对癌的免疫力也会进一步降低。这不但会影响化疗的实施，还有助于肿瘤的复发。

2.以处理肝癌为主，解决门静脉高压症为辅 上面讲，两方面的问题应同时处理，但决不是等同处理。因为肝癌是影响患者生存时间和质量的更重要的因素，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应以处理肝癌为主，以解决门静脉高压症的有关问题为辅。肝癌的治疗方面，能切除，就争取切除，尽量做到彻底治疗，保证远期疗效;门静脉高压症的治疗方面，就应该“悠着点”，做到在患者的有生之年，不会因门静脉高压症的问题影响生存寿命和生活质量即可。

3.治疗的创伤量不能超过肝脏的承受能力 既要治疗肝癌，又要解决门静脉高压症;既要治疗右边的毛病，又得解决左边的问题。为这类患者制定手术方案时，医师最容易患者“操之过大”的毛病，也就是说，治疗方案超过了肝脏的储备功能，手术后势必会发生肝功能不全等一系列并发症，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六、重视肿瘤的治疗，忽视生活质量的维持

随着医学治疗模式的转变，人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生存天数的观点，越来越重视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患者生活质量的维持，并把生活质量的维持作为制定手术方案的主要出发点和着力点。

对于肝癌患者，我们应力戒过度治疗。所谓过度治疗，即医师给予患者的治疗超过患者疾病的治疗需要，其结果，往往对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机体损害。

临床上，仍不乏这样的案例，为了追求最大程度地消灭肿瘤，不惜使用手术、介入栓塞、化疗等综合措施，立体作战，肝癌倒是被控制得很满意，可随之而至的黄疸、腹水、食欲差、营养不良、乏力等肝功能不全的并发症让患者及其家属叫苦不迭，每天都是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渡过的，大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过度治疗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医师是认知上的不足或技术条件的因素。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很多医师因为经济利益驱使，利用手中技术，经予患者过度治疗，以获取回扣或额外手术费用。

　七、重“医院名气”，轻“专科优势”

一个医院的“名气”是多年来积淀的结果，是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真实体现，是医院综合实力的缩影。一般来说，这些名气大的综合医院，各医疗学科的水平都比较高，肝癌患者到这些医院就医，也往往能够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但是，如果说名气最大的医院治疗肝癌的水平最高也有失偏颇，理由很简单，一个医院的名气并非是由肝癌的治疗水平“挣”来的。可该医院是以救治心脏疾病为特色的专科医院，如果肝癌患者也仰慕她的名气，去那儿就医，那就有点儿不合适了。

肝癌作为重大专科疾病，长期以来，受到了各级政府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少医院设立了肝病治疗中心，将肝癌的综合治疗作为学科的攻关目标，这些专科医生们，倾其主要精力来研究的探索肝癌等肝病的救治，他们的主要学术兴趣也在肝病的治疗。这些医生的实践经验多，治疗的手段多，同行交流多，信息来源多，经验积累多，在这些专科，患者也比较容易得到最新的，适宜自己个体情况的治疗。

　八、忽视心理治疗的作用

肿瘤患者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挑战。他们需要社会、家庭、医护人员的理解和帮助。科学有效的心理治疗，不但会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患者的机体免疫力。

　九、辨证看待中医药在肝癌治疗中的作用

益气养血中药可促进手术患者机体的恢复;疏肝健脾中药可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增加放化疗的治疗效果。扶正与祛邪相结合的中药可减轻晚期患者的症状、增加患者长期带瘤生存的机会。但我们不能夸大中医药的治疗作用，更不能夸大个别治疗法则的疗效。在晚期肝癌患者中盲目、大量应用“以毒攻毒”、“活血化瘀”等中药，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恶化。如过量应用“活血化瘀”中药可导致大出血、诱发肝昏迷。因此，临床上只有通过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中医与西医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十、盲目崇尚肝移植

肝脏长癌了，换一个肝脏不就行了。这是肝癌患者的又一误区。

不错，肝移植确实是治疗肝癌的有效手段，它不但能够有效地清除病毒，治愈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而且，还能够最大程度地袪除肝癌细胞。从理论上讲，肝移植是治疗肝硬化背景下肝癌的理想手段。

但是，肝移植治疗肝癌也有很大的限制。肝移植后，为了防止新的肝脏被机体排斥，需要应用足够的免疫抑制剂，来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当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时，手术前转移到身体其它部位的癌细胞会快速生长，导致肝癌复发。

可见，肝移植并非适用于任何肝癌，只有哪些无肝外脏器转移的肝癌患者才适合行肝移植治疗。对于那些较大的肝癌，伴有静脉内、肺部或其它部位的转移，肝移植后多在6个月之内发生全身复发，并在短时间内死亡。对于这类患者，不应该盲目崇尚肝移植。

中国肝癌何其多

在我国，每年有11万人死于肝癌，其中男性8万，女性3万，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45%。作为最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肝癌死亡率仅次于胃癌。中国肝癌死亡人数已占全球肝癌死亡总人数的44%。所以，中国的肝癌发病(死亡)数占全球所有肝癌病例的一半还要多。我国是全球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肝癌何其多?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肝癌的发病原因。了解肝癌的发病原因后才能去谈肝癌的预防。肝癌具有发现晚、发展迅速，治疗棘手，疗效欠佳，近期病死率相当高的特点，故有“癌中之王”的说法。也正因为肝癌的这个特点，肝癌的预防才显得尤为重要。肝癌的预防重于治疗。

肝癌的发病原因至今尚未十分明确，没有哪种因素能直接导致肝癌的发生。医学界公认为：肝癌主要与病毒感染(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黄曲霉素、藻类毒素(饮水污染)、某些微量元素缺乏、遗传因素和不良生活饮食习惯(嗜酒、吸烟，亚硝胺、长期口服避孕药)等因素有关，特别强调的是肝癌与各发病因素间有协同作用。故肝癌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肝癌在病因学上的预防也应该是多方位考虑，有些预防措施是需要政府出面将其作为一项政策来实施。

　下面就重点谈一谈与肝癌发生有关的因毒

(一)乙型、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的发生

医学上将肝炎病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种类型(也称为A、B、C、D、E、G、TTV)，经大量研究证明：与肝癌有关的肝炎病毒只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即HBV、HCV的慢性感染是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

流行病学专家已发现：凡乙型肝炎流行的地区大多肝癌也高发：如中国人群血中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为10%，日本为1%，而英美则只有0.1%，与这些国家肝癌的多发、中发、低发相符。经调查世居美国的居民，华裔中乙肝表面抗原的阳性率高于黑人，黑人又高于白人。而肝癌的发病率亦恰恰是华人高于黑人，黑人高于白人。病理学家研究的结果则发现，肝癌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肝炎或肝硬化的基础上。近代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证实，在肝癌细胞的细胞核中常常发现乙肝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嵌合在其中，足见肝癌与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关系之密切。

中国是乙型肝炎大国(包括台湾地区在内)： 在我国，感染过乙型肝炎病毒的人有6.9亿!其中慢性肝炎病人1000余万人，乙肝病毒携带者1.2 亿，还有4亿多人是感染过乙肝病毒但已产生抵抗力者。

在台湾地区，40岁以上几乎有90%的人感染过乙肝炎病毒，且约有15-20%的人为病毒携带者。全球感染乙型肝炎病毒人数为20亿，我国为6.9亿;

在全球，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为3.5亿，我国为1。2亿;全球每年死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疾病的人数为75万，我国为28万人。我国每年报告乙型肝炎新发病例约数约50万，每年死于与乙型肝炎相关的肝病约28万人，其中50%为原发性肝细胞癌。

丙型肝炎在一般人群中感染率为3.1%。因其传播途径主要是血液播。虽然中国不是流行区，但如果不严格管理血液制品及禁毒，它的发病率也将会急剧上升，其危害不亚于乙型肝炎。

在临床工作中，许多医师都有这样的诊疗经验：乙型或丙型肝炎病人由慢性肝炎逐步转为肝硬化，然后肝硬化癌变，形成“肝炎-肝硬化-肝癌”三步曲。完成这三步曲的时间大约是20年。而我国又是乙型肝炎高发区，所以，乙型肝炎与肝癌的关系便显得更为重要。

(二)黄曲霉素与肝癌的关系

黄曲霉素(Aflatoxin AF)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霉变花生仁中发现。农作物在潮湿炎热的环境中都会产生AF，其中以霉变的玉米和花生中含量最高。它的诱发肝癌现象已通过动物实验得以证实。所以，黄曲霉素可诱发肝癌的发生。

(三)藻类毒素及饮水污染与肝癌的关系

经研究表明：生活污水和排泄物污染的水源藻类可大量繁殖而产生毒素，这些毒素的作用涵盖了肝脏毒性到神经毒性。证实藻类毒素与肝部的发生密切相关，是一种促癌剂。流行病调查结果也显示：饮用沟溏水和藻类污染的河水是我国肝癌发病的危险因素。日前太湖的“蓝藻”事件就是水源污染的典型表现，实在是令人担忧，尽快根治水源污染已迫在眉睫。

(四)微量元素硒的缺乏与肝癌的关系

硒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在流行病调查中发现，许多微量元素与肿瘤有关，其中发现硒对肝癌的发生有预防作用。用硒干预试验研究证明，补硒可以减少肝癌的发生。

(五)遗传与肝癌的关系。

医学研究人员很早就注意到肝癌的家族聚集现象。遗传与家族聚集不是同一概念。研究人员目前认为，肝癌的发生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遗传方式上是多基因基础上有主基因的作用。通俗说肝癌有遗传倾向和家族聚集的特点。

(六)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与肝癌的关系

腌制肉类中含有亚硝酸盐、亚硝酸胺类等化学物质，这些不仅与肝癌有关，与其它肿瘤亦有密切关系。

研究还证实长期口服避免药物可增加女性肝癌的风险。

流行病资料显示饮酒，尤其是大量饮酒在肝癌发病中起重要作用，而吸烟与多种其它肿瘤有关，但与肝癌的关系并不明确。但如果有乙型肝炎的肝硬化基础，吸烟和饮酒却大大增加了肝癌的风险。

以上可以看出，肝癌发生的最高风险因素还是乙肝和丙肝。而我国又是乙肝高发区，乙肝病人又有从“肝炎-肝硬化-肝癌”三步曲的病程特点。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何拥有如此之多的肝癌?